资治通鉴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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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读后感 篇1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众多的史书记载了其浩瀚的历史，描述了国家兴衰，朝代更替的过程以警示后人。
《资治通鉴》就是其中一部著名的史书。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记述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的历史。
纵观全书，我认为人民的力量是最重要、最有力量的，人民是国家兴旺发大的基础。中国历史上不乏许多强盛的大一统王朝，它们能一统天下，就足以证明其强大，但也有一些存在时间非常短的大一统王朝，那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些王朝迅速灭亡呢——就是人民。
细读之后不难看出，这些王朝的君主都不重视人民，他们加重人民的徭役与赋税实行苛政，**，他们肆意敛财，挥霍无度，穷兵黩武，使无数百姓失去土地，失去家园，走上造反的道路，这个国家也迅速覆灭。
但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些源远流长的强国。他们站了几百年的原因也是人民。他们实行了轻车轻税、民生节俭的政策。他们还鼓励人民积极生产，使粮食储备增加，国家越来越强大。
唐太宗曾经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水就如同人民而舟就是国家。如果统治者重视人民，视人民幸福富足，国家就会越来越强大；相反，国家会被人民颠覆，走向灭亡。
宋朝时期，欧阳修，苏轼和范仲淹都有一种“民本”思想，也正是因为这种思想，宋朝的君主们较为重视人民，而宋朝也延续了几百年。
当今的中国和共产党也十分重视人民，建国之后，实行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为国家工业化建设准备了条件。改革开放时期，党和国家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分田包产到户，给了农民生产自主权，再次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开始富裕起来，而国家也日益强大。
孟子历来提倡“以人为本”，这正是一个国家要富强所必须遵循的。今天的中国应该更加关注人民，让人民越来越富强！
资治通鉴读后感 篇2
《资治通鉴》里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天，子思对卫侯说起苟变。子思说“苟变的才能是可以担当大将的。
”卫侯说“我知道其才可担大将，然而他在担任地方官时，曾向老百姓索要过两粒鸡蛋，因此我不用他为将。”子思说：“名君用人，犹如木匠选木，取之长处，弃之短处，所以连抱的大木虽有几尺腐朽，但好的木匠不会弃之不用。
现在处于战乱之际，用人之时，如果因两粒鸡蛋而放弃一个大将之才，那是愚蠢之举。”卫侯听了，顿开茅塞，于是任用苟变为将。
读完这则故事，我想起来，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林肯先后选用的三四个北军统帅，都没有什么明显的缺点，在北军拥有人力、物力的优势下，却屡屡打败仗。经过深思熟虑，林肯决定任命格兰特将军为总司令。当时，有人告诉他，他太醉太贪，当不了大官。
林肯不知道喝酒可能是个错误吗？但他更清楚，在将军中，格兰特将军是唯一能赢得这场战斗的人。后来的事实证明，格兰特将军的任命是内战的转折点。
这两个故事的时间和地点不同，但它们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选贤举能应当取之长处，弃之短处。因为没有**，没有完美的人，一个人各方面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一定有长有短。
在大多数情况下，缺陷越突出，其优点就越突出。如果因噎废食，犯了点小错误就放弃了，那就失去了天赋。
在用人上，既要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又要有包容别人缺点的风度。我们不能什么都批评。东方朔曾说过，“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规劝我们只有宽以容才，才能出现人才济济的局面。
资治通鉴读后感 篇3
晚上，吃过饭，我闲来无事，顺手拿起妈妈新给我买的书：《资治通鉴》。读完后，我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其中，将相和、荆轲、指鹿为马、鸿门宴、霸王别姬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中，将相和讲的是赵国有一件人人皆知的无价之宝“和氏璧”。公元前283年，秦王赵派使节与赵惠王交换十五城。赵王明知上当，但因国力没有办法，便派蔺相如去送“和氏璧”。
蔺相如要秦王换城，否则就毁了他的璧。又让秦王沐浴斋戒五日，再和他交换。蔺相如回到住处，化妆成商人，藏起玉璧，逃回赵国。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完璧归赵”。
但蔺相如回到赵家时，连很不服气，总是缠找他。林书豪总是避开他，还说他应该先为国家利益服务，然后才是个人感情。秦国至今不敢轻视赵，因为我和廉颇将军。
廉颇听了这些话后，光着上身，背上背着荆条，向蔺相如请罪。这些故事现在经常出现在舞台上，戏名就叫《将相和》。
为了国家，蔺相如先是冒着生命危险去了秦国，然后忍受了廉洁无理的批评。这样的人品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好好学习，都不能认真完成作业，长大后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又能为祖国做些什么贡献呢？
越看这本书，我越觉得面红耳赤。
我今后一定好好学习，做一名合格的学生。向蔺相如学习，也许我永远比不上他，但我会尽力让老师喜欢，让学生羡慕，让家长满意。
资治通鉴读后感 篇4
亚里斯提卜曾说过：“能够摄取必要营养的人比吃的很多的人更健康，同样的，真正的学者往往不是读了很多书的人，而是读了有用的书的人。”可见一本好书的重要性。
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好书：《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为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带领他的助手历时十九年编写的一部空前巨著，也是已知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它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26年的历史，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取名“资治通鉴”。
读这本书，我们可以穿越时空，来到古人居住的世界，感受战场上的杀戮，感受帝王的奢华，感受人民的苦难。
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地广人多，本是可以通过励精图治而一统天下，结果皇族子弟们却不为成就霸业而打算，却为争夺王位而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于是乘此机会士大夫们开始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时皇族子弟们才猛然醒悟，而此时已无法再管制士大夫们，最终落得了“三家分晋”的结局。导致这种结局的原因有两点：
一。他们太注重眼前利益，而不做长远打算。他们只看到眼前的王位，看不到未来的发展；2。他们就像一群散落的沙子，无法共同发展，最终让士大夫有了机会。
隋和秦是两个短命的王朝。它们在建国之初都很强盛，但都二世而亡。是什么让如此强大的王朝瞬间崩溃？就是它们的帝王实行的**。唐太宗李世民大家都知道吧？
他是中国古代明朝皇帝的代表。玄武门之变后，他登上了皇帝宝座，并重用贤臣，减轻百姓负担，对周边少数民族恩威并重，使国家繁荣富强，深受人民爱戴。由于他在位的这段时间政治比较清明，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史称“贞观之治”。
同样是帝王，为什么所统治的国家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别呢？关键是能否赢得民心。可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伟大领袖毛主席曾把《资治通鉴》看了16遍，所以说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有它的一份功劳。“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它是我们中华民族史册上的一大瑰宝。
资治通鉴读后感 篇5
（书里乾坤）
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典籍中，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其“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富，体大思精”著称。作为宰辅和帝师，司马光编纂历史的宗旨绝不止于讲述历史故事，而是为了“资治”，所谓“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他系统地叙述了历史上政治的兴衰和军事得得失，总结了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为包括皇帝在内的读者提供了历史借鉴。
领导的内在品质：
仁、明、武
我们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点固然没错，但司马光更强调“人君”尤其要对家国兴亡负主要历史责任，重视人君的才能、素质和品质对于国家兴衰的重大影响。
因此选择什么样的人担任领导人，就攸关事业的成败。他给新即位的宋神宗提出“修心之要有三”“治国之要有三”。今天读来，发现其实对各级领导岗位上的干部都有借鉴意义。
所谓“修心”，就是要加强思想与政治修养，提高领导素质和领导能力。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
什么是“仁”？《资治通鉴》开篇关于“三家分晋”背景交代中，用倒叙法记述了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家联合消灭智伯的故事，说智伯最大的不足是“不仁”，并为此写了长篇的“臣光曰”，提出选拔**人“德重于才”的著名论断。
司马光所谓的“德”，并不局限于个人道德，更偏重的是领导人的政治品德——“仁”。什么是司马光理解的“仁”呢？如何才能做到“仁”？
在上面提到的那封给宋神宗的奏章中，司马光解释说：“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此人君之仁也。
”司马光认为“仁”包括两个部分：“修政治，兴教化”是指领导者把握政治方向的能力，用理想信念动员群众的能力；“育万物，养百姓”是指在国家建设中，做到经济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能力，要为黎民百姓谋幸福，让他们看得见增长实惠。这是“大仁”，即人君之仁。
这种仁政带给人们的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小康，更是礼乐文明的精神财富，是和谐美好的社会治理。西汉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都是因为在这些方面有上乘的表现而彪炳史册。
在现实操作层面，“大仁”体现在各项政策和法令之中。刘邦入关中，约法三章，秋毫无犯，获得广泛拥戴。项羽在咸阳**无辜，火烧宫室，随后又放逐天下共主“义帝”，分封也充满了私利算计，结果失去民心。
领导者要修炼的第二个功夫是“明”。
什么是“明”？乃是指领导的判断决策能力：“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
”其中，“知道义，识安危”，是对发展战略的前瞻性把握，包括对事物性质属性的判断，对风险的管控。比如，刘邦在汉中，韩信提出“汉中对”，制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攻取关中，东向争霸天下的发展战略，成为刘邦建立汉朝江山的关键转折点。刘秀在河北，邓禹的“榻下对”建议刘秀在河北招纳人才，对更始政权的未来走向及其应变提出卓越预见。
孙权即位江东之初，鲁肃的“江东对”对于如何处理东吴与北方政治势力的关系，提出不凡见解。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对于天下三分提出**远瞩的战略判断。总之，“明”的第一个方面是指领导者集思广益的决策能力、判断能力。
“明”的第二个方面“别贤愚，辨是非”，是对人才的识别能力、对是非曲直的判断能力。智伯当初胁迫韩魏攻打赵氏时，智伯身边的谋士一再指出其所处的危险局面，提醒他防止韩魏两家的背叛，他都嗤之以鼻。唐玄宗利用李林甫、杨国忠在安禄山纵容。很多人都置出了危险和危险，但玄宗却置之不理。
智伯的覆亡、大唐的倾颓，无不与领导人刚愎自用、讳疾忌医有关系。
领导者要修炼的第三项功夫是“武”。
什么是“武”？司马光说：“武者，非彊亢暴戾之谓也。
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这里的“武”，不是粗暴蛮力，而是指领导者勇往直前的坚定信念，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还包括抵御各种**、欺骗的能力。唐太宗说：
“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辏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
”领导者由于手中掌握权力和资源，各种巴结谄媚、讨好逢迎，扑面而来，在为人处世时，能否不为所动，把持住自己，坚守原则和底线，这就需要“武”的品质。唐太宗的这段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邹忌与齐威王的故事。
邹忌是齐威王的辅政之臣。有天上朝前，他问妻子：“我与城北的徐公比，哪个更英俊？
”妻子回答说：“当然是我家先生最帅气，徐公怎么能比呢？”家住城北的徐公，是齐国出了名的大帅哥。
邹忌虽然心里很得意，还是不自信地问侍奉自己的侍妾：“我与城北徐公，谁更英俊？”侍妾说：
“您当然比徐公更帅啦！”次日邹忌接待一个来访的客人，也问了客人同样的问题，客人毫不犹豫地说：“徐公不如您帅啊。
”不久，城北徐公来拜访邹忌，邹忌仔细地端详了一下，觉得自己实在比不上人家；揽镜自照，更是觉得差远了。这天晚上，邹忌失眠了。他觉得自己真是好笑：
妻子说我美，是对我有偏心；侍妾说我美，是对我有惧怕；客人说我美，是有求于我而讨好我嘛！我怎么能当真呢？
第二天来到朝堂上，邹忌把自己的感悟与齐威王作了分享，意味深长地说：“如今的齐国，疆域辽阔，方圆千里，城池多达一百二十座，您身边的侍姬、近臣，无不偏爱大王；朝廷里的大臣，无不惧怕大王；举国上下，无不有求于大王。由此看来，您一定深受他们的蒙蔽，听不到真话了呀！
”治国理政，没有比领导者听不到真话更可怕的了。
领导的治理方式：
官人、信赏、必罚
司马光所说的“治国之要”也包括三项内容：“一曰官人，二曰信赏，三曰必罚。”如果说，仁、明、武是领导人的内在品质，那么，官人、信赏、必罚则是领导者的治理方式。
这些治理方式的一个共同交集点就是“用人”。司马光特别强调用人治国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性，认为用好人治国是治国的必由之路。他说：
“何谓人君之道一？曰，用人是也。”“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吴得伍员而克强楚，汉得陈平而诛项籍，魏得许攸而破袁绍。
”人才的向背决定国家的兴衰！
《资治通鉴》记载了刘邦总结他打败项羽的原因，不是因为比项羽更强大，而是因为手下有以“汉初三杰”为代表的一大批人才，项羽连一个范增都不能用，所以导致失败。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总结他为什么能成功时，提出五条用人经验：一是用比自己强的高人；二是用有缺点的能人；三是用人之长，弃人之短，即所谓“使人如器”；四是重用敢讲真话的人；五是华夷一家，用人不讲出身，不搞小圈子。
刘备生前说，马谡不能重用，但诸葛亮派马谡守街亭，导致第一次北伐的重大挫折。马谡是参谋型人才，“南蛮之人，以攻心为上”就是马谡的意见，诸葛亮采纳了，七擒孟获，平定南中地区。然而，这一次，诸葛亮犯了用人不当的问题。
《资治通鉴》也记载了赵括“纸上谈兵”的故事。所以，重用纸上谈兵一类的人才，是领导用人的大忌。《资治通鉴》作为一部重点讨***史和军事史的史书，其中所蕴涵的领导智慧，绝不是不切实际的纸上谈兵。
毛泽东称赞说，《通鉴》写战争，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用兵尚权，所谓“充满了辩证法”，就是不搞教条，在解决复杂问题时，“行权立断”，应该有随机应变的灵活而果断的决策能力，有驾驭复杂问题的谋略和操作技巧。
东汉末年，何进在袁绍的怂恿下，想把太监都杀了，遭到了他的妹妹何太后的反对。何进暗中怂恿董卓等军阀来京逼迫太后投降。陈琳没有当真，因为她表面上虽然没有违背太后的懿愿，但实际上是利用军阀胁迫太后同意杀死太监。
何必绕这么大的圈子呢？他说：“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违经合道，天人顺之。
”《资治通鉴》写作“行权立断，则天人顺之”。陈琳的意思是：你掌握了军权。先是你跑太监，然后慢慢向太后解释。
这是符合人民意志和道路的。为什么要去外**队胁迫太后进京？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外军入京，你能掌控得了这个局面吗？
这一段话，涉及中国古代政治智慧中的“守经”与“行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哲学基础，唐人赵蕤的《长短经》里有系统讨论。其主要观点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也没有永恒的治国理政。
王道、霸道、强道，都是为了建立一种治理秩序，并根据当前形势的需要而改变。不能认为有一种永恒的治理模式或做事方式。如果片面地“守经”，很可能胶柱鼓瑟，犯了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形式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之所以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因为他反对教条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1978年，改革开放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开始。
军师庞统建议刘备入蜀，径取益州，刘备犹豫地说，现在我全靠与曹操反向操作，才有立身之地，治民理政，“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奈何？
”庞统就说：大乱之时，治民理政，“固非一道所能定也”，意思是，宽与急、刚与柔，要变通运用。
其实这是《资治通鉴》的一种价值观。不过，这种价值观被司马光包装在儒家的“政治正确”里，曾国藩独具慧眼，看出来了，他说，“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所以，读《资治通鉴》，不光要读它“正”这一面——大仁大义、社会责任；还要读它“奇”这一面——兵家讲用奇，以正治国、以奇用兵。
如果说修心之要三“仁、明、武”、治国之要三“官人、信赏、必罚”，重点要求领导者修炼内圣外王的领导资质，那么，“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就是一种很深刻的实践型政治智慧，是有丰富实际政治经验人的心得之谈。诸如改革中的刚性与柔性，人生职场上的进与退，军事斗争中的奇与正，权力平衡中的轻与重，驾驭部属中的宽与严，政治生涯中的方与圆，都不是“纸上谈兵”可以领悟的。《资治通鉴》在推崇大道的同时，不乏权变、谋略与辩证法的智慧，这也是它值得细品的原因所在。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制图：蔡华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