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万历十五年心得合集。
当我们从生活中得到新的感触，我们可以用笔纸进行简单的记录。其实，心得体会就是根据原文，来写下自己的看法，心得体会怎样书写才算合格呢？
万历十五年心得 篇1
自己从检7年，从事过公诉、监所检察业务工作，接触过律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服刑人员及其家属等形形色色的人，也从法学生转变为执法者。自己也在不断的思考，应具有怎样的素养才是合格的检察官。至少从海瑞身上，找到了部分答案。
一个合格的检察官应该有高度的信心。这种高度自信来自对自己能力的认可，但更重要的是来自对自己职业的认可。只有对自己的工作有高度的自信，充分认识自己的价值，才能激发我们对工作的热情和信心。
海瑞作为一个孤独的斗士，一个人在践行着那些纸面上而实际上大家都不再相信的伦理道德，试想如果没有强烈的自信，他能坚持下去吗？也许我们的待遇比别人差，但并不否定我们工作的崇高；也许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但我们并不低估工作的重要性。
一个合格的检察官应该始终对法律充满信心和敬畏。检察官作为法人和执法者，应该对法律有崇高的信仰和敬畏，只有这样，我们的法治才能有未来。这也要求我们加强对实体法的理解和把握，增强程序法的程序意识和信心。
当前存在许多执法不规范的问题，法律也存在不足和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我们应当有着坚定的法律信仰，保持着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做到严格执法、规范执法。
一个合格的检察官应该具有人性化执法和以人为本的思想。法律不是冷冰冰的，我们与犯罪分子不是敌我矛盾，在办案过程中不能简单地粗暴办案，应当更多的进行换位思考，用我们的真心去体会犯罪分子，让犯罪分子感受到法律的温情。
一个合格的检察官应该有良好的职业能力。当今时代，处于信息**的时代，法律也在不断变化和修改，作为一名执法者必须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这就要求我们要不断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能，确保执法过程实现社会效果、政治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以上就是我的心得与体会。
作者：常德市人民检察院徐文辉
万历十五年心得 篇2
但是到了万历十五年以后，一切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首先是皇帝怠政，接着罢工，而且一罢工就是三十年，不上朝，不参加祭祀大典，深居皇宫对政事不管不问；伟大的改革家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在他死后的第五年，他生前推行的政策被彻底推翻，人亡而政息，万历皇帝剥夺了以前给他的所有冠冕的封号和诰赏，子孙也落得了抄家流放的命运；抗倭名将戚继光，在万历十五年底孤独的死去，家徒四壁、医药不备，且被妻子遗弃；同样，在这一年的十一月，感动中国的道德模范海瑞也走到了他人生的尽头，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十余两，不够殓葬之资。
为何君主勤奋、文韬武略的明王朝在1587年显现出败相？接下来我们从微观层面来分析。
1、 被道德绑架的皇帝现实中的皇帝并不像电视剧中那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拿万历皇帝来说，从加冕的那一刻起，就有一大堆的圣贤道德规范落在了他的头上，这些道德规范把皇帝神化、制度化、典范化，一句话，他必须是神而不能是人。他想在宫殿里挂一些灯笼来庆祝元宵节。张居正劝皇帝体谅人民的力量，但灯笼不能挂；他要赏赐财物给宫女，大臣劝谏明君不可滥赏，赏赐赏不了；他要立小儿子为太子，一大群**和他辩论不可废长立幼，最后放弃…….一系列的挫折使皇帝厌倦了与手拿道德大棒的**之间的争斗，挫折感无处发泄，最后选择了长期罢工。
2、 挥舞道德大棒的文官明代文官“士”的精神达到前所未有的畸形，数量庞大的文官前赴后继，以因“直谏”被皇帝打板子、砍脑袋为荣，占据“忠直”的道德制高点，犹如政治押宝，以期有一天翻本带利获得升迁。这种直谏的风气在万历年间尤甚，邹元标和雒于仁就是其中的代表，邹元标靠上书**张居正而遭流放在张死后重获升迁。几次三番的与文官斗争后，万历皇帝看明白了这一点，不再把诤谏者当做尽忠，而知道他们是出于自私自利，即所谓“讪君卖直”。
万历朝是皇帝和文官集团互相争斗的时期。这种状况的结果是明代政治陷入了一种极为低效的状态。
3、 能臣不是神首辅张居正认识到这样一点：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文官。在万历的信任下，张居正选择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能臣终究解决不了制度根子上的腐朽，他的一条鞭法和考成法触怒了文官集团的利益，加上自身也不清廉，屡次遭到群臣道德上的**、在死后失去皇帝的信任，落得个清算的下场，所倡导的变革也被全部推翻；
4、 孤立的道德模范海瑞是史上少有的所谓“清官”，他的一生体现了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失去了法制的约束，一滴清水澄清不了一锅混汤，他个人的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所以，他的行为显得茕茕孑立。除了作为榜样，这没有用，这也是他悲剧的原因。
5、 被轻视的技术派明朝是重文轻武的朝代，由文官所控制的**和社会，对武将采取歧视的态度。武将除了在疆场上厮杀之外，在军事上无法作为，更不要提在战略制定上有任何的发言权，国家需要的只是一介武夫。明代甚至让军队自己种地补充给养，还要上缴皇粮（有点像曾经的军队三产），造成了军饷不足、兵源奇缺、战斗力低下。
1555年，一群几十人的日本海盗竟然在十几万明军的包围中从江浙到安徽等地大肆虏掠，杀死杀伤官兵百姓四千多人。戚继光也许是个例外，他治军严明、战功赫赫，源于张居正对他的充分信任和授权，他才能在军事上有所建树。即便如此，体制内留给他施展的空间仍然有限，他的军事才能并没有体现于整体的战略规划上，而是落实在了小的战术空间内。
张居正死后，他也一直受到牵连，直到去世。
封建末期的明朝，四书五经的道德标准高高在上确立为上至君王、下至庶民行为的规范，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遏制了法制的成长和发育，明后期几乎没有对洪武时期确立的法律做任何的完善和修改。即便有名君、能臣、道德楷模和技术专家，在以道德为精神支柱、忽视技术、法制缺失的体制内都无法得到有效的发挥，社会前进的动力被一点点的吞噬，直至消耗殆尽。
黄仁宇先生在本书的最后写道：“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救技术之不及”。
消耗掉了最后回光返照的能量，1587年，在中国的东北，一个28岁的满洲青年努尔哈赤兴兵平定关东，开始了他统一中国的征程，第二年，西班牙舰队开始出征……而此时，中国的明王朝正独自走向没落。
同样看现今的中国，同400多年前有着类似的境遇：执政党片面地宣传和强调道德的作用，希冀通过树立“科学发展观”、“八荣八耻”等高高在上的道德伦理标杆来达到上至**下至平民行为上的自我约束和规范，最近10年的腐败横行、道德滑坡和社会问题频现证明了这种作法是简单粗浅的。我们看大洋彼岸的美国，这个国家自建国以来的200多年，都在孜孜不倦的通过完善法律和制度来规范基本的道德标准。
有了制度的规范，他的**不必是道德楷模、政治超人，甚至还容许犯点儿小错误（例如拉链门的克林顿），依然能够确保国家不会偏离路线高效运转。
我们来看现今中国最有活力的企业——万科房产，他的董事长有大把的时间去登山和旅游，甚至还不时传出点儿花边新闻，但是企业仍然“坚定不移地按照既定的路线和方针奋勇前进”，他创立的万科房产现在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王石有空去登山，源于万科有良好的培养人才机制、完善的制度体系和优良的企业文化，如果说斯隆（通用汽车前总裁）开辟了管理制度的时代，无疑在中国开创管理制度最成功的企业就是万科。
姜汝祥博士《经济观察报》中的文章中写到：“作为管理者，我们需要懂得的是，我们的员工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如果不在制度上下功夫，努力改造人性，我们能创造多少圣人？
谁又是圣人？能改造的是制度，不能改造的是人性！”
空洞的、高高在上的道德标杆只能作为精神的图腾，可衡量的、实实在在的制度才是促使我们明确目标、不断前进的跑道。这就是我读《万历十五年》最深刻的感受。
万历十五年心得 篇3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最新）
《万历十五年》，一部业已出版发行30多年却因为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突然为大众所熟知的明史专著，作者系黄仁宇，旅美学者。与以往的史书不同，《万历十五年》选择了1587年这个时间节点，着重描述了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和李贽等人，解构了1587年前后这个国家的各种复杂现状。看完本书，结合我对明史的肤浅理解，我感到如下。
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历来重视儒家思想治国，强调仁义道德而忽视法律，至于明朝而登峰造极。洪武皇帝自立朝开始，通过在农村设立“申明亭”“施善亭”等一系列举措，对整个帝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几千年一以贯之的仁义道德很容易为广大国家的臣民所接受，并产生巨大的认同感，使国家迅速能够按照传统秩序运行。
另一方面，法制的成长被遏制，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和‘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
儒家标榜的仁义道德确实造就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文人义士，南宋的文天祥、陆秀夫，本朝的海瑞，便是这样的代表。尤其是，崖山之役中十万文武将士跳海殉国，极致显示出了儒家的风骨和义士的悲壮。但是，现实中，更多的是满嘴仁义道德背后却屈于现实的随波逐流。
即使是名臣张居正，也不能免俗：一方面作为帝师，从小就教育万历皇帝勤俭节约、行止合乎礼仪，另一方面自己却接受这来自各地包括戚继光送来的冰敬、碳敬等各种名目的贿赂。张居正出行更是需要32个轿夫，竭尽铺张之能事，违背了洪武皇帝开国之初设定的乘轿规定，也是典型的公车腐败。
张居正死后被查抄家产，计**2426两、**157790两、金器首饰4709两、银器首饰5410两等等。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张居是一代为大明国做出巨大贡献的名臣，但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清官。文士们对于仁义道德的过度标榜，某种程度上也是万历皇帝消极怠工的元凶。
万历皇帝逐渐发现，他身边的这些文人大臣经常以各种理由举报他的言行。典型的是，他立太子的本意被大臣们以长幼有序之名生生剥夺，再多的挣扎也是无谓之举。申时行的太极拳和其他学者的劝谏让万历皇帝感到失望。
“万历皇帝以他的聪明接触到了事情的真相，明白了立常洵的计划不能成功，就心灰意懒，对这个实际操控的官僚集团日益疏远，采取了长期怠工的消极对抗。”朱元璋有能力废了丞相一职，却无力改变标榜着仁义道德的千万文士集团的崛起。明朝属于朱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文人群体。
提到文士集团，不得不提起文士集团组成的**——科举制度。明代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考试科目沿袭唐宋旧制度，以四书五经为主。最重要的考试形式是八股文：
“其文略访宋经意，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八部制选拔的形式和内容必然难以选拔出真正的人才，真正有才能的人才往往被挡在仕途之外。选拔出来的人才素质相对较低、学究化，不具备管理部门要求的素质，但已成为大明江山的实际控制人。
明代的货币、经济、税法等方面存在的诸多弊病，究其祸首，恐怕就是文士集团的素质问题。在那些给事中眼里，边陲危机不要紧，纸钞泛滥不要紧，倭寇作乱也不要紧，只要天地礼仪在了就行，还不如骂几句皇帝博得个名誉来得实在。同时，在明朝文举鼎峰的同时，武举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重文轻武导致了武官缺乏、战斗力下降等诸多问题，比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
你是戚继光。如果没有学者张居正和学者谭纶升，所谓消灭侵略者的野心只能是奢望。
谈到科举制度，我们不得不提到中国古代科举的选拔机制。春秋以前，基本世袭为主。到了汉代，发展出了征召、察举、举荐等等。
到了魏晋时期，又出现了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度始于隋唐，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贵族宗族的垄断，给了普通人希望。但是，即使在科举考试制度中，也不能避免出于自私目的的一些弊端。
将一些有中进士希望的、名气较大的亦或是同乡提前招入身边，形成一个个小集团，在整个明朝屡见不鲜。与之相匹配的是，就业不是以人才标准为基础，而是以小群体的伯乐制度为基础。说你行你就行的风气，在明朝中后期之后愈演愈烈。
万历十五年后，东林党崛起，吹嘘天下人，大明王朝开始一步步走向灭亡的边缘。
皇帝不理朝政、文士党争与腐败、国库因修帝陵而进一步亏空、军队虚弱无力，这一切在万历年间显得尤为突出。虽有瑕疵但能匡扶社稷的张居正死了，模范执行孔孟之道的古怪官僚海瑞死了，一代民族英雄戚继光死了，活着的，剩下的，不过是满嘴仁义道德的皮囊，自我标榜的文士，如此而已。
万历十五年心得 篇4
高拱年岁已长，身体渐衰，是看不到张居正下葬了。虽然张居正在高拱临终前的几个月专程拜访了闲赋乡舍的高老，似乎二人已前嫌尽弃、间隙消弥，尘事尽散，梦渐安平。但高拱可以不见张居正之丧，却不能让张居正安寝于墓中，其一纸《病榻遗言》却致一生荣耀致极的张首辅落得个家产尽抄、褫夺谥号、迫夺御赐、子孙充军;惟没有开棺鞭尸，算多少保全了些体面。高拱的“阴招”之险，古今无人能及。张居正生前观世悟禅自言的“如入火聚，得清凉门”终变成了破败的华梦，真正“入火聚得清凉”的却是他的继任首辅申时行。人性的阴阳、事情的正反，参悟与执迷，事事与非非，尽在眼前身后。这一切正应和了“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
开朝洪武以来的文官制度，历二百年，早已由制度化为骨气，融到了文人的血液里。古怪、清贫而又铁骨铮铮海瑞不得不说是这种骨气的一个典范。一名文官即然为讪君直言可以不惜性命，那官印、荣华又岂能羁绊了骨气。这是一种执拗，也是一种单纯，但却缺少了些情趣。“他的思想不是得之于天赋，而是来自经常的、艰苦的自我修养”，也许固执的海瑞永远无法理解“一个女人如有情趣，那么不论她过去是娼妓、已经结婚或正在怀孕都毫无妨碍”。
戚继光虽有些孤独，但终是生逢时、命合运的，外有倭寇之患，内有首辅之助。他虽然改变不了陈旧的体制，这是他“不可能做到的事，但在可能的范围内，他已经最大地适应环境发挥他的军事天才了”。“戚继光的天才之处，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法避免;而他的成功，也在于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虚室生白，吉祥止止”，这也许就是戚继光止止堂的座右铭吧!“他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他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
李贽是一个矛盾体，矛盾得让人理不出头绪。“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李贽也走了这条路了，读了经史子集，做了官。可后来却辞了官，寄居于朋友家研究起了史学，要做学问家。这读书是目的呢?还是路径呢?怎么当路径走了一程，转而又变成目的了呢?既然把读书变成了目的，一介儒生，后来为什么又遁入空门，出家了呢?逃离了世俗的羁绊，又去研究世俗的经史，这倒底是出世了?还是入世了呢?李贽终其一生，不过是一个追求个性与自由的孩子。他极度自我，却又没有自我，正如“自我只是一种幻影，真正存在于人世间的，只有无数的因果循环”。他在狱中自裁气绝前写了王维的“七十老翁何所求”来解释他的死因，也是极为贴切的，不知求何所求?他不知在这个世界上应当建设些什么，但他从他的阅历与思考中知道，为了得到自由与解放应当打破些什么，只是生命将息，力不从心，无所求了。
这就是万历十五年，自此以后，万历不朝。
万历十五年心得 篇5
洪爱欣（18级学科教学历史）
《万历十五年》，由历史学家黄仁宇所着，作者将眼光放在1587这个“无关紧要”的年份，利用万历皇帝朱翊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督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这六个人物分别代表着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行政首脑、官僚阶层、模范**、军事将领、思想界的翘楚，通过对他们的描述和点评，侧面描绘出明王朝的衰败。文中六个人物都试图有所突破和改变，但被制度所禁锢着的他们，只能成为制度的牺牲品，所以作者也在文中指出，这是“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
黄仁宇以“大历史观”而闻名于世，在《万历十五年》也能充分地体现出来，他认为以道德为标准来评判历史有失它的合理性，于是他另辟蹊径，从技术的角度，从制度框架来进行分析明朝一步步走向衰落的原因，黄仁宇拓宽了历史研究视野，从历史的小细节出发 ，**宏观的历史问题，这也是他所说的“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黄仁宇更加注重历史为什么会发展至此，所以他通过联系比较、归纳等等方法来得出结论。那么，在中学历史教学中，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结合《文艺复兴》一课的教学案例，来探索一下在“大历史观”的指导下，历史教师应当如何提高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01
以“问题”开始，以“问题”结束
黄仁宇以“中国社会为什么不能实现代化”这一问题，而展开一系列对几千年历史的探索，在《万历十五年》亦是如此，为了解释为什么明王朝会一步一步走向衰落，他从各个角度，各个细节来论证它。以前的我们一直被框死在历史是怎样的，而不去寻求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所以，对于历史，学生需要建立起问题意识，只有脑中有疑问，有了好奇心才会去探寻原因，带着问题去寻找史料，才会对历史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对历史教师来说，创设问题情境不仅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而且能有效地提高历史课堂教学质量。
以《文艺复兴》为例，在进行历史教学设计时，可以设计“文艺复兴是如何产生的”，“文艺复兴是简单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吗”这些问题来贯穿课堂教学，引导学生一步一步发现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是人文主义，对古典文化并非是简单的“复兴”，这其中有继承，更有创新。运用问题建构课堂教学，不仅有助于学生树立问题意识，而且有助于学生对历史课堂所学历史有更深的理解，也有助于师生共同探索历史课堂教学的深度。
万历十五年心得 篇6
制度不仅仅是一个理想——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黄仁宇先生耗时7年完成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以公元1587年为横切面，见微知著，以近知远，剖析了16世纪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及学术思想，洞察内在因果，揭露时政弊端，得出结论“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是一切问题的症结”。wwW.Gz85.COm
整本书文字优美简洁，分析精辟，观点生动生动，想象力无穷。仿佛能够看见万历时期的明朝正迎面向我们走来，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性联系，却是歪脖子、细腰，无论怎么费力挣扎也无法迈进。随着朱翊钧、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代表人物的粉墨登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些典型特征及其中的弊端暴露在放大镜下，看着它腐朽的肌理，无怪乎世人感慨“明之亡，不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
1、 君臣不和与阴阳失衡的上层建筑
朱翊钧没有选择当皇帝。正是祖籍朱元璋赢得了家族财产和王位世袭制度，才把他推上了龙椅。兴趣爱好的扼止、偶像张居正的坍塌、**权力的博弈、立储斗争的失败，使他未能在皇权中寻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万历皇帝停止了早朝、经筵、日讲、谒陵和各种礼仪，隔断了同外界的交流，对**的升迁补缺不闻不问，劝谏的奏章留中不发，立储问题的争执一拖再拖，以致“上下否鬲，中外睽携”。
君主与大臣的对立对一元化的国家制度是致命的，因为皇帝不仅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社会制度。它通过敬天法祖和彰显礼仪维护国家的等级制度和行为规范，通过人事升降和赏罚分明维护**的工作效能，通过统一思想和左右全局维护一个庞大帝国的向心力。神秘的天赋皇权思想在赋予皇帝至高无上地位的同时，也赋予了它将人世间一切不合理的处置合理化的决断力。
皇职的缺位，加重了文官集团的负荷。
公务员制度与君主制相辅相成，是维护国家机器运转的重要行政工具。财政税收、军备战事、司法审判、大型工程、抢险救灾等国家大事，无不是通过文官集团得以制定和执行。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它的运作也相当有趣。
一是名为下仆，实为主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名义上，文官集团是皇帝的仆人，实际上包罗了当时的出色人物，已经成为权力的源泉、国家的实际主人。
张居正治理官吏、整顿财政实现了府库充实、倭患绝迹，申时行运用调剂折衷的人事安排成功治理黄河、化解边境危机，他们都在历史的大画卷上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二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明朝**薪俸微薄，还要力崇俭朴。
把持朝政的高级**、横征暴敛的钦差大臣、瞒上欺下的**污吏，尽管可以利用手中的公权力获得大量的社会资源，嘴上还不得不高唱孔孟之道，以致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三是拉帮结派，上下其手。皇权的更迭和定期考试，都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仕途的命运。
为此，**之间建立了地方友谊、年度友谊、婚姻友谊等小团体，结成私人派别，互相照顾，各取所需。这种小集团在排挤政治对手的时候表现得特别鲜明，称为“去皮见骨”。先由无名小卒用委婉的文字从细微末节开始，假以时日上升为道德问题，诤谏的**职位越来越高，辞句越来越激烈，直到时机成熟自有大将出马。
万历十五年心得 篇7
妃子之相争宠，太子之位之争，首辅的兴衰，国防的安危……无一不体现着在道德与欲望之间人性的挣扎，同时，阴阳之术的猖行，有令无数文人术士武夫英雄为之感慨无奈。黄仁宇的阴阳之论，找出了一种看待问题的方式，在曲折中似是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却依旧似乎有言之未尽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良好的法律体系来妥善平衡阴阳关系。
也就是说，当每个人都追求阴的时候，他必须考虑到它的后果，然后享受它。那时，即使是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坏人，也没有绅士，只有阴阳共存。于是一个社会体制最应该关心的问题，就是让每个人必须先怀刑，然后再怀土。
那么，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社会发展中寻找到我们的平衡点，即能够稳步前进。
引作者的话：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万历十五年心得 篇8
辛酸的历史，澎湃的未来
初读《万历十五年》是放假回家的途中，为了打发时光想找一本既方便携带又不至于太枯燥的书。那时候因为《明朝那些事儿》此书也名声大噪，所以决心读一读这本有点严肃又通俗易懂的《万历十五年》。原以为会像百家讲坛一般将历史故事讲得深入浅出，没想到读完之后却有一股慷慨之气从内心底里发出。
《万历十五年》是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将视野从横向和纵向上扩大到更广阔的范围，从而不争辩具体历史事件的对错，不计较个别历史人物的好坏，而是以制度、文化等因素来**历史之所以如此发展的可能原因。以张居正的一生看改革何以在这个积重难返的大国里难以推行，以申时行奉行的“调和阴阳”来看道德何以代替法律、官僚制度的腐朽，以海瑞看明朝的财税制度，以戚继光看明朝的军事制度，读李贽而知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作者精心挑选了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人物，通过他们的人生轨迹和文字记载，还原了1587年前后，中国的统治者沉浸于**上国的满足中而不自拔的社会景象，而西方国家已经逐步在资本原始积累的基础上开始了侵略与扩张。
在过去，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常常夹杂着对历史人物的爱与恨，忽视了客观的历史过程。对万历皇帝的评价大多是懦弱无能。不过，读完这本书，我们会对这段历史有一个更深入、更立体的认识。黄仁宇用了一种形象的说法，万历是“活着的祖宗”，非常生动地描述出了一个渴望个性自由的年轻人，从小接受的教育即是礼教、仪式，他曾经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励精图治创造盛世，然而多年以后才发现皇帝的位置不过是个符号，他作为人而非神被儒家文化、礼教塑造成一个道德符号，虽贵为帝王却对这个国家和官僚系统无能为力，继而丧失兴趣竟至消极怠工。
而中国古代出现的盛世又与帝王的个人能力息息相关，当一个国家的统治者——皇帝——成为道德的符号而非现世的实业家的时候，这个帝国的发展也就走向穷途末路了。
而那个我们印象里刚正不阿的清官海瑞，在政治现实里，却只能是一个理想的英雄。他的政治理想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而是试图回到洪武帝早期，把所有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希望每个农民在道德伦理的控制下尽到自己的农民义务。海瑞强调，执法应该是刚性的，但王朝的司法制度本身并不健全，指望熟悉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甚至连人权都没有。
黄仁宇通过海瑞的文字记载和影响海瑞仕途大起大落的几个事件，分析了当时的司法制度、财税制度，以及资本的萌芽在帝国被扼杀的原因，一是洪武初年即推行的一套政治和经济制度，建立起以自耕农为基础的农业社会，没有有效的货币制度和商业法律，却以抽象的道德代替法律，单纯依靠政治压力扶植民众；二是采用地方自给的财税制度，抑制了商贸的发展和其他金融机构、服务机构的出现；三是**考成的标准是田赋能否按时足额上缴，社会秩序能否清平安定，犹如唯gdp论，那必然会导致所有政策的发展都向着经济奔去，环境破坏则是在所难免，而**考成的标准如果是田赋能否足额上缴，则所有文官就没有义务去扶植经济，进而也没有动力破坏既有的农业社会结构了。所有的制度设计意在“使行政问题简化，以适应**本身的低能”，而司法又从属于行政，所以帝国的**只能“以古代的理想社会作基础，而依赖文化的传统而生存”。
伟大英雄戚继光的成功，只能看做是对帝国公务员制度的充分认识，从中调和自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取得战略上的成功。
透过万历十五年的几个关键人物：万历皇帝朱翊钧、改革先锋张居正、中庸长者申时行、以死诤谏的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还有特立独行的李贽，黄仁宇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很立体的历史画面，我们能看到皇帝的无奈，文官集团根深蒂固的利益纠葛，数千年来文化影响的认知模式，这些因素的集合，造成了个体人物荣辱成败的一生，也造成了明朝的覆亡，也进而造成了中国近代的积贫积弱。
通过阅读全文，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痕迹。在我们的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中，无论社会如何动荡变迁，它始终没有改变对道德和家庭的路径依赖。虽则本书对中国社会以农业为基础、以宗族为纽带、以道德代替法律的社会现状多少有揭露伤疤的感觉，但不可否认的是，不管我们这个民族经历了多少磨难多少困苦，不管我们的制度曾经多么的落后，在民族危亡和民生凋敝的时刻，又有多少文人志士前赴后继，以大义为前提，以牺牲为荣耀的保全了这个国家，保证了这个民族的文化不至断裂，我想这也是黄仁宇著书写作的目的，回顾历史，并不在于评判历史，而是给我们一个剖析历史，借鉴过去，思考未来的分析模式。
我们从历史中汲取经验，供今天借鉴，从中国文化的根源上寻找最适合社会发展的道路。例如，文中提到的公务员制度要求所有的**未经批准不得出城。一个**制定政策、管理社会的人，应该依靠层层文件，对民生有一个曲折的认识。在今天，这即是不了解民生拍脑袋决断的典型例子。
这对我们现在的工作意义重大。研究室的工作，更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坚决不能“闭门造句”，这也是我们党一直要求的，要实事求是，坚持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另一个例子是，中国文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同时又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对周边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于西方不同的独特的亚洲文化集群。
那么，有没有适合西方国家的标准和规则适合我们呢？我们又怎样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道路。这都是引发我们深思的课题。
